任何一门艺术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无论是绘画、写作还是法律实践。

要引导人民群众规范、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社会主张，恰当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创造并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秩序。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要学会用群众信服的方式执法办案，使人民群众不仅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且能感受到执法、司法队伍的精良素质、感受到法律的温暖。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完善党务公开、立法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增强治国理政活动活动的透明度。从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初，一直到退休之前，他多次语重心长地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程序包括时间和空间两种要素。法治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相辅相成，共同编织出中国梦。

违反政策没有合法的依据去制裁，政策侵权也没有规范的救济程序，由此造成很多社会矛盾纠纷难以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公平正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全民诉求和党与国家的关怀。它以社会中的法为研究基点，它将法律现象放进社会领域联系地加以研究，其方法是结合社会各方面因素来动态地分析法律及其权利义务的社会运动规律，所以可以认为，它的风格和目的就在于，它对实在法进行社会性或历史性的研究。

国家法可能会改变，但是正如法律家所知的那样，法的原则或原理必须在任何地方被不断实践。它基本上解决了职业型教育与通识型教育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冲突。第五个条件是以规范道德和政治哲学为基础对其他一切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学是人文科学。

麦考密克说： 我们需要法律的技术人员，能干和有想像力的技术人员。法学不能脱离各种社会科学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它需要了解、认识社会的现实。

疏证法学学者以诉讼实例为出发点，就其个别的法律问题分析其构成要件、因果关系和效力等，同时将注释法学的见解扩充解释或类推适用，以期发展成权威学说与定义性的法律概念。可是，他们疏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成长的过程和规律——第一，踏实掌握职业技能是走向职业之路的开端，不踏踏实实地掌握职业技能怎么可能成长为这个职业的佼佼者？第二，杰出的人才通常都有一技之长，不管是不是工匠，他最初的成功都或多或少是通过这个谋生的基本功。[31]拉伦茨，见前注[14]，页81。当代所谓法社会学就是属于社会法学的一个分支。

法科职业伦理素质的养成。[3]注释法学派仿效神学中的经院哲学方法，特别是利用这种辩证方法来解释罗马法大全中的矛盾对立之处，并说明如何解决它。被定义为主流的东西恰恰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力的。柯克所谓自然理性与技术理性之区别，显然道出了基于普遍的道德观念而形成的大众逻辑与根据专门的专业思维而构筑的职业逻辑的区别。

到十三世纪中叶，由法学家Accursius（1182—1260）完成该学派之集大成为止。[8]19世纪末期在德国出现一个以梅克尔（Adoff Josef Merkel 1836—1896）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分析主义法学派别，它强调对于现行法律进行逻辑操作的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官忠诚于法律，强调合法性而不讲合理性（正当性）问题。

在法科教育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期待着所有法学教育工作者的反思与觉悟……   注释: [1]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台大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页64。[11]尽管规范法学根据法条判例严格地作演绎功夫、内容范围狭窄、[12]忽略法律的社会源泉，但是它有两个方面是它合理性的基础，应当予以肯定：一是它的研究基点。

18世纪有句法律格言说国王只不过是执行中的法律。他相信法律家能象科学家那样依靠对某种原则或原理内核的深入认知来开展工作。[29] 如果把法学定位为职业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法学的特点： 第一，法学不是通识，而是职业专门知识。当然现在有人认为他混淆了作为经验的科学和作为理性活动的科学，但至少兰代尔当时始终坚持对这两点不动摇，从而引导了美国法律教育的理念。他曾有这样的名言：图书馆是教授和学生的应有的必要场所，……它对我们，就像大学所有的实验室之于化学和物理学者一样，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于动物学者一样，就像所有的植物园之于植物学者一样。社会法学派、历史法学派以及经济分析法学派可归纳到这一类。

[24]拉伦茨，见前注[14]，页124。[30]这就与那些以量化为主的学科区分开来了。

法学兴衰总与国家兴衰成正比，而文学艺术等学科却可能在国运衰败的情况下而发达起来。社会法学这个向度遵循问题先行原则，一切以解决问题的需要为准则，尽管它很实用，但是它容易陷入无原则或丧失立场的困境。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仅以哈佛兰代尔时期的教学方法为例来说明。第二个条件是对法律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和法律事实是什么样的事实有一种熟悉情况的了解。

法学所关注的是世俗世界的事务，小到诸如蝇头小利之纠纷，大到大义春秋之国事，法学不负责超凡的精神世界的事务。[7]如果没有注释法学派的理论注释罗马法典，无法促进疏证法学在法实务上的卓越成就。[27]福蒂斯丘在其《英国法礼赞》中借虚拟的大法官之口劝告国王不要充当职业法官，不要取代法官和律师的专业化工作，他说因为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目前，中国法学的转型期已经到来，不抓住这个转折时期，其发展前景将令人堪忧，所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问题的提出是适时的。

（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46注释之[4]。二是法学院与司法统考完全脱节成为象牙塔式的书院教育。

最大的特点是，不把法律话语作为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这一迹象显现于关于法的本位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

[28]原文应为anificial reason，季卫东把它译为技术理性似乎更贴切些。[14]（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译版，页103。

他将这些见解分为赞成与反对党两派，而让信仰者以自己的良知去判断其是非。[19]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见前注[10]，页113。将法律规范作为基点，可打破将法律视为专受制于历史与民族的法观念，而于此限度内，其贡献甚大。至少三重对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非常少见而奇特的。

[16]参见葛洪义：实证法学和价值法学的协调与我国法学研究，《法学》1987年第5期。而哲理法学的基础或前提至少应当是存在一系列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学范畴。

第二，它必须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验性的法社会学合作，研拟出一些能配合现行法的解决建议，供作立法者选择的方案。第三，它必须在起草技术上提供协助。

但是要成为这样一个技术人员，其任务就是要仔细研究技术。[38]参见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